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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十六年,农历丙寅,立秋已过,长江边上的九江城却还闷得像一口扣在炭火上的铁锅。
沈砚之站在江防司令部二层小楼的窗前,单手推开半扇木窗。江风裹着鱼腥和柴油味扑进来,吹动他军服领口微微翻卷的布边。楼下的码头一片漆黑,只有几盏桅灯在浪里晃荡,像是漂在浑汤里的死鱼眼睛。远处南浔铁路的汽笛拖着长音划过夜空,听得人后槽牙发酸。
桌上摊着三份电报,封蜡都被他捏碎了。
第一份是武汉方面来的,署名汪兆铭,措辞温吞,通篇都在讲“东征讨蒋、巩固党权”,末尾一句却像刀子:“凡滞留赣北、按兵不动者,皆以动摇军心论。”第二份是南京总司令部参谋处发来,密级“绝急”,只有八个字——“克日东进,会攻沪杭”。第三份最薄,是程振邦的旧部、如今留在南昌留守的副官长周世光亲笔,纸上只有两行字:“程公灵位已移入滕王阁侧殿。城中米价三日涨三倍。兄,速决。”
沈砚之把电报按在桌面上,掌心压出一道深痕。
他今年三十九岁,鬓角已经生了零星白发。北伐军兴以来,从广州誓师到饮马长江,他带的这一路偏师打过汀泗桥的侧翼,也啃过武昌城的硬骨头,士兵们私下叫他“关山沈”,说他打仗像山海关的北风,专挑敌人最冷的地方钻。可眼下这一仗,他不知道该往哪儿钻。
门外靴声一顿,副官孟长川推门进来,帽檐压得极低:“总指挥,南京派来的联络官到了,姓顾,说有密函面呈。”
“让他等着。”沈砚之没回头,“把作战处的陶处长、政工部的柳先生,还有炮兵团的韩团长,一起叫来。十分钟。”
“是。”
孟长川退出去。沈砚之这才转过身,目光落在墙上的军用地图。红色箭头从广东一路推到武汉、南昌,再往东是南京、上海,北面是郑州、徐州。每一根箭头都像一根钉进地图的钉子,把这支军队钉在了半截江山上。
可钉子之间,裂了缝。
宁汉分裂的消息他是半个月前在南昌听说的。起初他不信——去年此时,广州黄沙火车站,他亲眼看见国民党和地下党的人并肩往军车上抬子弹箱,一个穿中山装,一个别着镰锤徽章,谁也没嫌谁碍事。如今说分就分,像一匹刚织好的布,被人拿剪刀顺着经线撕开,丝缕扯得满桌都是。
“总指挥。”陶处长先进来,手里捧着一卷标好记号的通报,“东线最新侦察:孙传芳残部退守沪杭沿线,但上海租界一侧有北洋第九师借道布防,兵力约一万二。如果我们按南京命令行事,东进攻沪杭,背后武汉方面必然切断南浔路补给。”
沈砚之点点头:“柳先生,你怎么看?”
柳先生是政工部主任,戴一副圆眼镜,说话总爱先清嗓子:“总指挥,恕我直言。现在全军上下都在问一句话:我们到底听武汉的,还是听南京的?士兵们不懂什么叫‘党权’、什么叫‘军权’,他们只知道,昨天还一起喝酒的邻连兄弟,今天因为番号不同就要互相盘查枪栓。再拖下去,不用孙传芳打过来,我们自己先散了。”
屋里静了一息。
韩团长一巴掌拍在桌沿上:“散个屁!老子从山海关带出来的兵,枪膛里只有一颗心——打军阀、救中国。谁真干这件事,老子就跟谁走。问题是现在两边都在喊这句话,可两边的刺刀都对着自己人!”
沈砚之终于开口,声音不高,却把几个人的话头都压了下去:“程振邦牺牲在武昌城下那天,我答应过他,这支队伍不变成私人的枪杆子。今天不管选哪一头,都得先过我这一关。”
他伸手把地图上九江到南昌的蓝线用红铅笔重重描了一遍。
“南京要我们东进,武汉要我们西守。两头催命,中间夹着我们三万弟兄。”他抬起眼,“我给各位交个底:今夜无论议出什么,我只守一条——不打自己人。谁先朝穿灰布军装的人开枪,谁就是下一个我要收拾的对象。”
孟长川在门外低声禀报:“总指挥,顾联络官说……再不见,他就回南京复命了。”
“让他进来。”
顾联络官姓顾名同舟,瘦高个,西装马甲外面罩着一件军呢大氅,进门先鞠躬,再从腋下抽出一封火漆密函,双手递上。沈砚之拆开,扫了两行,眉心就拧成了结。
信是蒋介石亲笔口吻,许他“九江卫戍总司令兼东路军左翼总指挥”,外加两个月军饷、两万支汉阳造。条件只有一条:三天内截断南浔铁路,扣押武汉方面派驻九江的所有党代表。
沈砚之把信折好,搁在烛台上,火苗舔上去,纸边卷曲发黑。
顾同舟脸色变了:“沈总指挥,这可是——”
“回去告诉你家总司令,”沈砚之盯着跳动的火苗,“沈砚之的价钱,不在他开的这张纸上。他要真想让我替他守长江,就先把四一二上海那些学生娃的命还回来。”
顾同舟张了张嘴,终究没敢接这句。他抓起帽子,退出门去。
柳先生摘下眼镜擦了擦:“总指挥,你这一烧,南京的路就算绝了。”
“绝不了。”沈砚之淡淡道,“路是人走的。我绝的,是拿弟兄的血换乌纱的那条路。”
他走到窗前,江面上的雨不知什么时候下了起来,细密、绵长,把九江城的灯火泡成了一团团晕黄的雾。
“孟长川。”
“到!”
“传令:第一,九江全城戒严,但只查北洋探子,不查穿灰布军装的自己人。第二,南浔铁路照常通车,武汉来的列车一律放行。第三——”他顿了顿,喉咙像被雨丝勒紧了,“派一个班,连夜去滕王阁,把程振邦的灵位接回军部正堂。我要亲自给他上三炷香。”
“是!”
孟长川转身要走,又被叫住。
“再加一条。把政工部所有跨党身份的同志,集中到司令部西跨院住。门外派双岗,不是抓人,是护人。谁敢动他们一根头发,我先毙了谁。”
柳先生猛地抬头,嘴唇抖了抖,最终只鞠了一躬,没说话。
雨越下越大。
夜里子时,西跨院那边却出了事。
沈砚之刚换上便鞋要去正堂看灵位,孟长川满头雨水冲进来:“总指挥,不好了!南京方面安插在特务营的刘副营长,带了二十几个人,说要‘清查**’,把西跨院围了!”
沈砚之抓起桌上的勃朗宁,大步往外走。
跨院天井里,刘副营长举着手枪,身后是黑洞洞的枪口。西跨院门廊下,柳先生挡在几个年轻政工队员前面,眼镜碎了一边镜片。
“刘副营长,”沈砚之的声音从屋檐下传出来,不高,却让所有人脊背一凉,“把枪放下。”
刘副营长身子一僵,回身立正:“总指挥!卑职奉南京密令,清查跨党分子。这些人——”
“密令?”沈砚之一步步走下台阶,雨水顺着帽檐滴在他肩章上,“我烧了。现在这儿只有我的令。把枪放下,带你的人滚回营房。再让我看见你拿枪指着自己兄弟,军法从事。”
刘副营长额头冒汗,枪口抖了三抖,终究垂了下去。
沈砚之走过他身边,没再看他一眼,径直走到柳先生面前,把枪插回腰间:“吓着了?”
柳先生摇头,眼眶却红了:“沈公,我……我有些同志,昨晚已经悄悄走了。他们说,再留下去,只会拖累你。”
沈砚之沉默片刻,抬手拍了拍他肩膀:“走得了的,让他们走。走不了的,我替他们挡一刀。你转告他们一句话:关山的雪再大,也埋不住春天的芽。等哪天这江山真成了百姓的江山,我在山海关下给他们摆酒。”
他转身走进正堂。
灵堂里没有哀乐,只有一盏长明灯。程振邦的牌位摆在正中,旁边是北伐以来阵亡官兵的名册,厚厚一摞,翻开来全是名字。
沈砚之点起三炷香,插进炉里,烟雾袅袅升起,在昏黄的灯光里扭成一股绳。
“振邦,”他低声说,“你走得干净。我这儿,快要变成泥潭了。”
窗外一声闷雷,江面上有轮船拉响汽笛,像一声呜咽。
三炷香燃到一半时,孟长川又进来,手里多了一份刚译出的武汉电报。沈砚之接过,只看了一行,手指便攥紧了纸边。
电报上说:武汉方面已决定“东征讨蒋”,即日起征调赣北全部兵力沿长江东进,沈部若三日不至,以违令抗命论处。
他把电报放在香案上,和南京那份烧剩的灰烬并排。
一边是东进,一边是西守。一边是昔日同袍拔刀相向,一边是旧日盟友逼宫问罪。他站在中间,脚下是程振邦的灵位,头顶是民国十六年的秋雨。
沈砚之忽然想起宣统三年那个雪夜,山海关的城楼上,他父亲沈北庭把一把生锈的腰刀交给他,说:“砚之,刀可以杀人,也可以守门。守住门里的百姓,才算真本事。”
如今门在哪里?百姓又在哪里?
他闭上眼,耳边响起汀泗桥的炮声、武昌城的云梯、南昌城头的朝阳,还有上海闸北那些倒在血泊里的学生。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转,转到最后,只剩下一张脸——程振邦中弹倒下时,朝他伸过来的那只手,掌心朝上,像在接什么东西。
接一支不染血的旗。
沈砚之睁开眼,对孟长川说:“传我的令:全军明早卯时造饭,辰时集合。旗帜照旧,不摘镰锤,也不换青天白日。谁问起来,就说——沈砚之的队伍,只打军阀,不打百姓。”
“那……南京和武汉两边——”
“两边都不靠。”沈砚之把香灰轻轻拨了拨,“我们靠自己。靠这支从山海关一路打到长江的骨头。”
雨还在下。九江城外,长江水滚滚东流,不分宁汉,不分南北,只管把泥沙、血泪和未凉的火,一股脑卷向东海。
沈砚之在灵位前站到天亮。
晨光透进窗纸时,他取下军帽,朝牌位深深一揖。
“振邦,你看着。这杆旗,我不让它倒。”
门外,集合号撕裂了雨幕。三万人的脚步声像闷雷碾过九江的石板路,往长江边上汇去。沈砚之披上大氅,推门走出去。雨丝扑在脸上,凉得清醒。
关山万里,风雷未歇。
而真正的仗,才刚刚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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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