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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刑执行令正式下达之后,艾琳从布劳沃德女子惩教所,转送到佛罗里达州立监狱。这里是佛罗里达执行死刑的地点。
按照州法律,她有权选择处决方式,她放弃电椅,选择注射行刑。
行刑前几天,她可以接受探视。曾经采访过她的纪录片导演见到她本人,感觉她的精神状态飘忽不定,时而清醒,言语逻辑清晰,说起自己犯下的命案毫不回避;时而又沉浸在幻想当中,谈论飞船、外星与死后的世界。
辩护律师做最后一次会面,依旧试图劝说她撤回放弃上诉的申请,但艾琳态度坚决,没有丝毫动摇。
监狱按照惯例询问她最后的晚餐想吃什么。她拒绝了特供的最后一餐,只提出想要一杯普通的咖啡。
行刑日是二〇〇二年十月九日,清晨。
凌晨,艾琳被转移到专门的死刑监视牢房。
狭小的单间,有狱警不间断看守。她整理自己仅有的私人物件:几件旧内衣,几本翻旧的书,还有那张泰莉亚早年画下的简笔画,这张纸被她折了好几层,边角已经磨得起毛。
她没有亲属前来做最后的告别。
上午九点半,两名女狱警陪同,把她带往行刑室。
行刑室内,一张金属注射行刑床摆在屋子中央,四周墙面灰白。隔着一面单向玻璃,留出见证席位。
受害者家属代表、检察官、监狱官员,还有少数获准到场的媒体记者,坐在玻璃另一侧的见证房间,透过玻璃可以看清室内的一切。
艾琳被带到行刑床旁。狱警用皮革绑带,依次固定住她的肩膀、手臂、腰腹、大腿和脚踝,将身体牢牢束缚在床面上。
医护人员在她左臂植入静脉输液导管,导管连接墙外隐蔽的药剂注射装置。
行刑人员躲在隔壁房间,不会出现在犯人的视野之内。
典狱长按照流程,开口询问,问她是否还有最后的陈述。
艾琳抬起头,目光望向玻璃的方向,脸上带着一点淡淡的笑意,说出留在档案记录里的最后一段话: “我只想说,我与磐石一同远航,我会如同《独立日》电影那样,和耶稣一起归来,六月六日,巨大的母舰,所有一切,我会回来。”
说完之后,她不再开口,仰面躺着,眼睛望向行刑室的天花板。
隔壁房间,行刑人员启动药剂程序。
三种药剂依次通过导管流入她的血管。第一种药剂让意识迅速丧失,第二种麻痹全身肌肉,第三种让心脏停止跳动。
整个过程没有剧烈挣扎。
几分钟之后,监护仪器上的心跳曲线,一点点趋于平直。
九点四十七分,在场医生正式宣告,艾琳・伍尔诺斯死亡,终年四十六岁。
见证室内一片安静。被害人家属有人低头,有人长久盯着行刑室,没有欢呼,也没有宣泄,只有长久积压之后的沉重。
行刑结束,绑带被解开。工作人员清点她的遗物:那半盒没有抽完的万宝路香烟,几本旧书,还有那张被反复折叠的简笔画。
按照她生前没有亲属认领的安排,遗体之后被火化,骨灰交给一名远亲,没有举行葬礼。
曾经在松林里面呼啸的枪声,到此彻底归于沉寂。
可案件带来的争论,并没有随着她的死亡就此结束。
一部分人认定她罪有应得;另一部分人依旧把目光投向她悲惨的童年,争论社会应当承担多少责任。还有人提出疑问,一个长期精神不稳定的人,是否应当被执行死刑。
而当年侥幸从枪口下逃出来的彼得・西姆斯,回到自己乡下的居所。他活了下来,却永远无法彻底忘掉那一天林间皮卡车厢里突如其来的枪响。
漫长的佛罗里达洲际公路还在那里,松林依旧成片蔓延,车流日夜不息。那些发生在公路边的杀戮往事,已经成为过去,但留给世人的思考还没有结束。
这桩案子也让社会看见公路边缘群体的困境。七十至九十年代,美国洲际公路沿线,大量离家出走的少年、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游荡在路边。
他们缺少庇护,缺少社会保障,不受社会主流关注,很容易落入暴力与犯罪的循环。
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借艾琳的案件发声,呼吁完善对受虐待儿童、流浪青少年的救助干预,希望能够在悲剧萌芽阶段就进行阻拦。
可现实没有简单的标准答案。
悲惨的童年不一定造就杀手,同样,犯下滔天罪行的人,也不能因为过往的苦难,就抹去受害者的死亡。
人性本就复杂,善与恶,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,有时候会扭曲地交织在同一个人的身上。
公路依旧向前延伸,无数皮卡、轿车从路面呼啸驶过。依旧会有落魄的流浪者站在路肩,向过往车辆挥手,寻求一程搭载。
经历过那一场恐慌之后,佛罗里达很多司机路过公路边拦车的人,下意识会多一分警惕。
没有人能看透路边陌生人的内心。你永远无法知道,向你招手的那个人,口袋里面,究竟装的是求助的双手,还是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