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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七日，东京，陆军省。
军需局长把一份刚印出来的统计报告放在桌上，对陆相杉山元说：“大臣，这是九月份的弹药消耗统计。重炮炮弹的消耗量，比战前预估的高出三倍。淞沪那边，松井司令官已经下令管控火炮弹药了。部分重炮联队每天只能打零点二个基数的炮弹，省下来的留作总攻用。”
杉山元把报告拿过去翻了一遍，眉头拧得老紧。“三倍？战前预估的时候，参谋本部说两个月解决事变，弹药储备够用半年。现在才打了三个月，重炮炮弹就吃紧了？”
军需局长说：“大臣，战前预估是按华北平原的野战算的。上海是水网阵地战，中国军队又死守不退，每一处阵地都要用炮弹犁好几遍才拿得下来。消耗量完全不一样。”
杉山元把报告放下，站起来走到窗前。他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给松井发报，让他继续管控弹药消耗。同时，启动第一次军需动员。动员民营工厂转产军需，扩大生产线。追加军费预算，钱不够就发国债。”
军需局长说：“动员三千八百家民营工厂转产，产能爬坡需要时间。短期内，前线的弹药满足率大概只有六成左右。坦克、装甲车的产能缺口更大，只有两成七。”
杉山元说：“六成就六成。总比没有强。告诉前线，省着用。等新增产能上来了，再补给他们。”
东京，企划院。
企划院总裁把一份文件摊在桌上，对身边的幕僚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企划院正式运作。负责统筹战时国力，调配资源、人力、物资。各部门的军需需求，先报企划院审核，再报内阁批准。”
仗打了三个月，弹药吃紧，财政吃紧，再这么各干各的，仗就打不下去了。军部那边，陆军省和海军省天天吵架，争预算、争资源。企划院就是来当裁判的。
日本的海陆之争举世皆知，螺丝的方向都是相反的。
同一天，东京，陆军省，会议室。
田中新一把刚收到的前线战报放在桌上，对石原莞尔说：“松井在淞沪管控弹药了。重炮每天只能打零点二个基数。这仗打得，连炮弹都要省着用。”
石原把战报拿过去看了一眼，放在桌上。“我早就说过，上海是泥潭。一个师团填进去不够，两个不够，五个还不够。现在二十多万人填进去，炮弹还不够用。这就是添油战术的下场。”
田中新一说：“你别说风凉话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怎么把仗打下去。第一次军需动员已经启动了，产能爬坡需要时间。前线的弹药满足率只有六成。仗还要打，兵还要增。你倒是说说，这仗怎么打？”
石原说：“怎么打？打不下去就别打了。跟中国谈判。十月一日的《处理中国事变纲要》写得清清楚楚，军事打击配合外交谋略。现在军事上打不动了，就该外交上了。让德国人传话，跟南京谈。”
田中新一说：“谈？南京肯谈吗？我们开的条件，承认满洲国，华北内蒙华中特殊化，赔款。他要是接受了，他的位子就保不住了。”
石原说：“他不接受，我们就继续打。打到南京去。可问题是，打到了南京，他就肯谈了吗？中国这么大，他往武汉退，往重庆退。我们打到武汉，他退到重庆。我们打到重庆，他退到成都。我们的师团够填满整个中国吗？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。田中新一没有说话。杉山元坐在主位上，一直没有开口。等两个人争完了，他才慢慢说：“先打。十月攻势照常进行。淞沪、山西、山东，三路推进。打完了再谈。打得好，谈得有利。打得不好，谈得不利。但有一条，不要指望速战速决了。仗要打长了，各位心里有数。”
东京，海军省。
海相米内光政把第三舰队的报告看完，放在桌上。报告上说，上海方面的舰炮炮弹消耗也很大，第三舰队的弹药储备在下降。他把报告递给伏见宫博恭亲王，说：“陆军那边在管控弹药，我们海军也在管控。可仗还要打，舰炮不能停。停了，陆军的压力更大。”
伏见宫说：“海军省已经追加了弹药采购预算。但产能有限，短期内补给跟不上。告诉长谷川清，省着用。舰炮不要随便轰，瞄准了再打。”
米内说：“还有一件事。美国那边，废钢铁和石油的出口还在继续。但国内有人担心，美国迟早会禁运。如果美国禁运了，我们的战争机器就转不动了。石油储备只够用两年，废钢铁储备只够用一年。”
伏见宫沉默了几秒。“这个隐患，现在顾不上。先把仗打完再说。等打完了，再想办法。”
东京，首相近卫文麿的办公室。
近卫把各省的报告看完，放在桌上，对身边的秘书说：“陆军说弹药吃紧，海军说储备下降，大藏省说军费超支，企划院说资源调配困难。这仗打了三个月，到处都是窟窿。”
秘书说：“首相，十月一日的《处理中国事变纲要》已经定了方针。军事打击配合外交谋略。现在军事上还能打，外交上也在谈。德国人陶德曼那边一直在传话。”
近卫说：“传话有什么用？南京不肯接受条件。校长还在喊‘死守’。仗打到现在，两边都下不了台。”
他站起来走到窗前，望着东京的秋空。看起来一片太平，但他知道，前线的士兵在泥水里打仗，后方的工厂在加班加点，财政在靠国债撑着。这场仗，短期能打，长期撑不住。
他在心里说：日本能打赢几场会战，但赢不了这场持久战。中国的国土太广，人口太多。我们占领的地盘越大，兵力越分散。占的地盘越多，我们就会越虚弱，时间站在中国那边，不站在我们这边。